面向“十五五”配资股中心官网，中国式现代化进入由量到质跃迁的关键期——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把握主动、塑造新优势，成为全局性议题。近日，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专访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产业研究院院长沈明高。
沈明高认为，总需求不足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十五五”期间，应完成“两大转换”——重塑供需结构、完善创新制度；以“科技向上×消费提质”为双轮，锻造“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能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AI+成为先导产业群，并以更具包容性的资本市场与更有效的创投风险分担机制打通“科技—产业—资本”良性循环。
在区域实践上，他指出，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要用好超大市场与应用场景，把内需做成“新需求”、把科技做成“新供给”，抓住智能制造与供应链出海两大赛道，率先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新的国际竞争力。
承压与突围：
以重塑供需结构与制度创新增厚增长韧性
南方日报、南方+：您认为，“十五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最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或约束在哪里？
沈明高：过去五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明显提速，既有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倒逼，也有房地产调整等内部因素驱动，总需求不足成为当前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制约。同时，科技创新的实力与规模优势逐步显现，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通用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我国大市场、大场景高度契合。
未来五年，消费与科技正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制约、相互成就。打开需求天花板，既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可以在中美竞争中为我国科技创新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增长模式与中小型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条件用好科技与消费两个增长轮子，逐步构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中首次提出的“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相对自主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南方日报、南方+：面对全球经济格局加速演变与内部结构性压力交织的局面，您如何解读《建议》中体现的“应变局、开新局”的政策逻辑？
沈明高：过去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大变局正逐渐转为大定局。全球化之变，已演变为中美竞争；外部的变局以及国内房地产等结构性调整，已催生了我国高质量发展这一具高度确定性的新主题。
《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更要兼顾质与量的平衡发展，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开新局，关键在于实现两个重大转换。一是重塑供需结构，全面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以供需平衡发展提升经济增长的韧性。二是完善全面支持创新的制度安排，逐步实现从科技创新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的角色转换，通过规模化培育新质生产力来提升我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南方日报、南方+：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概括《建议》的核心战略指向，您会选哪些？这些关键词背后，体现的是怎样的阶段性判断？
沈明高：我理解，三个关键词可以初步概括《建议》的核心战略指向，即科技向上、改善民生、以“量”促“质”。
首先，我国科技创新正在形成规模优势，蓄积可持续的科技向上势能。数据显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获得私募投资的初创企业数量和规模均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我国在研的首创新药数量占全球数量的比例超过20%，同样跃居全球第二位。高端人才优势、产业规模经济优势、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提升、创新友好型政策支持等，正逐步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十五五”时期我国有条件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从创新跟跑者跃升为领跑者。
其次，国际经验显示，民生改善最快的“甜蜜点”一般出现在经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工业化中后期”或“经济起飞后的持续增长期”，这个时期经济已有雄厚基础，也可以善用财力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投资。从现在到2035年，是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关键十年，《建议》提到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有条件取得实质性进展。
最后，《建议》首次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体现了供需平衡发展的战略构想，其中“新需求引领”彰显了以“量”促“质”的新思路。
高质量发展及产业重塑：
以体系重构与先导集群带动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南方日报、南方+：“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被列为《建议》的核心目标之一。在您看来，哪些指标或现象最能真实反映这一目标的阶段性进展？
沈明高：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有效率的增长。《建议》明确列出了若干可以量化的指标，以反映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进展，包括：第一，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短期而言，同样重要的是确保名义GDP增长处在合理区间，因为名义GDP增长与企业营收和居民收入增长高度相关。第二，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这要求有配套的统计数据如资本存量等支撑。第三，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为此《建议》还要求“健全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第四，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未来企业为满足国内需求的生产占比将逐步上升。此外，长期而言，我国更多由内需驱动增长的模式，将为人民币可持续升值和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
南方日报、南方+：《建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十五五”的首要任务。您认为当前我国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最需要突破的“卡点”在哪里？
沈明高：“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现代化产业初步形成体系的重要时期，概而言之，需从“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能级”三个方面突破关键“卡点”。
“高科技”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工业革命以来，蒸汽机的发明突破了人力、畜力的限制，人类进入机械化时代；电力的发明突破了动力限制，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突破了空间限制，人类进入电子化、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将突破智力限制，人类将进入智能化时代。面向未来五年，《建议》明确了要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前几个科技周期中形成的机电技术与孕育中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
“高附加值”是一个产业体系可持续的基础，需要培育一批能够通过构建自己独特的、难以复制的核心优势，在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据有利位置，摆脱“内卷式”竞争，从而引领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高盈利企业。高附加值企业与高科技企业有较高的重合度，但也包括卓越的品牌价值与市场定位、领先的商业模式与生态系统、先进的供应链管理与整合能力等可以穿越传统、现代与未来产业领域的企业。
“高能级”是一个动态概念，指一个具技术迭代能力的产业体系，主要标志是能够抓住每个重大科技周期中的关键共性技术，培育出一批具全球竞争力的高市值企业。以美国为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每20年就会出现一批新生力量，前十大市值上市企业的汰换率高达60%-80%。这些核心链主企业，是新科技周期领军企业，是能够做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优秀企业。《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就是要攻关突破具产业共性的关键技术环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建设“高能级”现代化产业体系。
南方日报、南方+：哪些产业将成为未来五年的“先导产业”，更值得关注其政策动向与资本布局机会？
沈明高：先导产业是一个动态的、战略性的概念，是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技术前沿、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并且能够对一系列相关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起到引领和驱动作用的产业，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导航仪”，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人类正处在以人工智能技术或数智技术革命的早期，我们认为，基于人工智能底座技术包括能源、算力、数据和算法（大模型、垂类模型）形成的AI+生态，很可能是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核心先导产业，具备前沿、潜力、规模和带动效应等特征，正在重塑从医疗到金融、从制造到交通的几乎所有行业，也涵盖《建议》中提到的氢能与核聚变能、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
激活市场动能与企业活力：
以资本市场适配性改革和投早投小投新机制培育新动能
南方日报、南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仍是主线。在当前阶段，您最期待在哪些领域看到机制性突破？
沈明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要素跨期、跨空间有效配置，提升产出效率。
从宏观面看，围绕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定价功能，以优质优价引导要素自由流动，实质性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是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的核心机制。
从微观面看，科创经济时代中美竞争和竞赛的核心，是谁能让具潜力的科创企业尽早参与市场资源配置，获得资源支持科技创新与技术迭代，更快实现规模化发展。在这方面，两个关键的机制性突破值得期待。
一是《建议》重申要“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这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全球经验表明，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不在于追求个体上市企业的必然成功，而是致力于营造一个能够促使优秀企业脱颖而出的市场环境。以美国资本市场为鉴，二十年前上市的科技企业，至今的存续率仅约7%。尽管大量科技企业最终未能存续，但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上市企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可持续融资、实现规模化发展，就足以带动市场整体向上，为投资者带来可观的长期回报，吸引长期资本投资，形成资本与创新的良性循环。
二是《建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很有针对性。新型举国创新体制是我国的制度优势，国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资金直接投资于R&D和初创企业，是一种国家直接承担风险的方式，已成为最近几年来支持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资金来源。然而，由于国有资金风险偏好相对较低，其投资更适用于中后期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或项目，对早期创新和创业的投入仍相对不足。为进一步鼓励投早投小投新，建立国家与社会资金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劣后机制等，既可以通过杠杆放大国有资金的规模、引入社会资本，还可以让更多早期初创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增加创业成功的概率。
南方日报、南方+：从企业视角看，提振经营预期与稳定投资意愿至关重要。“十五五”阶段，您建议从哪些政策抓手着力激活企业活力？
沈明高：影响企业预期和投资意愿的因素很多，从未来五年的角度看，国内房地产软着陆，中美竞争进入新常态，科技向上趋势进一步确立，消费增长趋势稳固，进而推动名义GDP增速触底反弹，可以实质性改善企业预期，激发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活力。
动能转换与角色跃迁：
广东要以“三个优势”撬动“两大赛道”
南方日报、南方+：广东作为市场化改革走在前列的省份，在产业体系、外贸结构、金融支持体系方面具备基础优势。在“十五五”阶段，您认为广东最具突破潜力的方向是什么？
沈明高：广东可以充分利用三大优势，即区位优势、产业应用场景优势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率相对较低的优势，在“十五五”期间为实现增长动能转换、创新角色转换走在全球前列。
一是全面打造智能制造产业链。《建议》首次提出，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智能制造时代，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链很可能崛起成为新一代核心产业，未来有潜力与智能汽车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完整的智能制造产业链。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链完整，覆盖从能源、数据、算力等底层技术产业，智能大模型、垂类动作模型等软件产业，电机、传感器、一体化关节等核心部件产业，以及场景应用等多形态智能终端产业，以“机电技术+数智技术”的集成发展为技术底座，“软（件）硬（件）结合”强化制造业“腰部力量”，打造具全球竞争力的大湾区智能制造产业链体系。智能制造产业链通用性高、产业溢出效应显著，其发展可以带动包括无人驾驶、低空经济和“AI+医疗”等产业的协同发展，形成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优势。
二是以产业升级和产业出海为契机，打造供应链出海平台，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建议》高度重视产业链与供应链协同发展，特别提出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随着我国制造业实力提升，中间品在外贸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海之后，东南亚对我国制造业中间品，尤其是纺织、金属构件、电子与电气设备部件的需求不断上升。作为我国制造业重镇与外贸大省之一，广东在电子、电气、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产品上有相对优势，能很好满足东南亚对此类产品的旺盛需求。广东制造业结构与东南亚需求互补，未来广东有条件成为东南亚制造业中间品供给中心，为东南亚提供更多高附加值中间品，从“贸易出海”深度转向“供应链出海”，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全面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采写：南方+记者 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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